芷江受降--黨史學習教育官方網站--人民網
1945年的9月9日9時，三九良辰，曾飽受戰爭之苦的南京城，彩旗招展。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中心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內，簽署降服佩服書。至此，抗日戰爭終得勝利。這場簽字儀式，隻有短短二十分鐘。而關於日本的降服佩服書，和中國戰區受降的各項具體事宜，在十幾天前就於湖南芷江完成。
1945年8月15日，日本颁布發表無條件降服佩服。8月21日，日本降使今井武夫垂頭喪氣地赴湖南芷江求和，交出了侵華日軍军力摆設圖，接管了載有号令日軍降服佩服詳細規定的《中字第一號備忘錄》。
芷江受降，雪洗了百年民族恥辱，近代中國初次以戰勝國姿態受降。芷江，這座湘西邊陲小城，也由此成為中國戰區第一個受降地，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寫下光輝一頁。
更改受降地
在江西上饒玉山縣東五裡洋村的一片農田中，有一段不到百米的機場跑道，周圍雜草叢生，到處都是砂石。
若是沒有人指引，鮮有人晓得，這裡曾是一處軍用機場。當地的白叟還記得，始建於1934年的玉山機場，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首要感化。76年前的一天，這裡接到一項緊急任務。
1945年8月15日，日本當局颁布發表無條件降服佩服。蔣介石致電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请求“即通令所屬日軍遏制一切軍事行動﹔並派代表至玉山接管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之号令。”
國民當局對受降事宜高度重視，急電江西玉山縣當局：敏捷准備，整修機場。
曾參與玉山機場跑道修補工程籌備事情的胡光虹，在《玉山飛機場》一文中回憶道：“玉山縣府派了數千名民工，拉去大滾筒，花了三天三夜時間，將破損的处所，全数修復。並搭了一座禮堂式的台子，做了一套接管日軍降服佩服代表用的立筒式沐浴盆和座椅等。”
萬萬沒想到，籌備事情剛剛樂成，國民當局忽然又來電告诉，受降地改在了湖南芷江機場。
8月17日下战书，蔣介石收到岡村寧次赞成派員前去玉山的復電。當天，蔣介石又慌忙致電岡村寧次，“玉山機場今朝不克不及利用，改為湖南芷江機場，何時起飛，另行通知。”
為安在緊張籌備之際，不到三天的時間裡，蔣介石急仓促更改受降地？很顯然，“玉山機場今朝不克不及利用”，隻不過是一句托辭。
當時，針對把玉山機場作為受降地，國民黨一些高層人士提出了異議。
由於玉山處於敵佔領區，大部門日軍還不平輸，負隅頑抗。岡村寧次在廣播中聽到《終戰詔書》後，還向日本大本營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去電請示，稱日本駐中國差遣軍有百萬余眾，且連戰連勝，何故言降？直到8月17日，他給蔣介石復電時，仍在叫囂：“需要時應行使武力自衛”。
如斯一來，在玉山機場進行受降，存在必定的平安隱患，且晦气於在生理上給日軍降服佩服代表造成壓力。别的，玉山機場遠離後方，通訊、交通都較為未便，晦气於部隊機動。
是以，國民黨一些高層人士均認為，玉山機場晦气於受降順利進行，有需要更改受降地點。但將其改為何處，仍無所适从。
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副參謀長冷欣等人，建議把受降地點放在江西上饒﹔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建議把陸軍總部從昆明推進到湖南芷江，在芷江進行受降。
幾經商討後，蔣介石採納了魏德邁的建議，將受降地由江西玉山改為湖南芷江。
芷江機場
芷江，湘西群山深處的一座小城，地處雲貴高原東緣和雪峰山脈西脈之間。水河自西向東蜿蜒芷江全境，至黔城匯入沅江，這裡自西漢建郡以來，素有“滇黔門戶、全楚咽喉”之稱，是通往西南諸省的邊陲要沖。
1934年，軍事家蔣百裡曾預言中國的抗日戰爭必須是长期戰，他在御日國防建設中極力主張“中日周全戰爭爆發後，中國戰時大本營宜設在湘西芷江、洪江一帶，這地區有丛林、礦產，又有沅江流貫其間，是自然的戍守地帶。”
同年，蔣介石電諭時任湖南省當局主席何鍵：“為將來綏靖川湘黔三省邊境計，令在芷江構筑飛機場。”但由於當時技術气力亏弱，機場的勘测事情一度擱置。直到1936年10月，芷江縣當局抽調兩千余名民工，在縣城東門外約1公裡處，以原教場為基礎，建成一個800米見方的飛機場。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狼烟四起，周全抗戰由此開始。芷江作為通往西南諸省的必經之地，捍衛大西南後方的軍事职位地方尤顯首要。
時任中國航空委員會顧問陳納德建議蔣介石，在湘西芷江設防，加快擴修軍用機場。於是，蔣介石緊急電令湖南省當局：“將芷江機場由現在的800米見方，擴修為1200米見方的大型軍用機場。”
戰事趨緊，時間緊迫。而芷江機場的擴修，工程浩荡，包含構筑跑道、停機坪、排水道及隱蔽彈藥庫等。在沒有機械設備的情況下，當時一切事情端赖人背肩扛，難度可想而知！
為爭取早日建成機場，湖南省當局隻好採用人海戰術。麻陽、晃縣、靖縣等芷江周邊11個縣，近兩萬名精壮勞力相繼匯集芷江，敏捷投入到機場建設中。
“朝晨，大師吃了早飯，扛著本身的鋤頭，挑著自帶的畚箕，像螞蟻一樣，從四面八方涌向工地。”於1938年參與機場構筑的申正德回憶，“工地早就分拨好了工，大師隨著工頭指定的地盤動手。開頭大師合著挖，勁頭很足，有說有笑。”
壓路機是修機場最首要的設備，但在當時，中國沒有這樣的器械，勞工們因陋就簡，用5噸多重的大石碾取而代之。指揮人員揮著小紅旗，一聲哨下，數百名勞工齊力拉著巨碾，來來回回反復碾軋。
“飛機的跑道，都是靠人拉著石碾軋出來的。”曾在芷江機場總站無線電台當通訊兵的劉道民，對這一幕仍歷歷在目，那時，他每天在街上看到大人們去修機場。
汉子們揮舞銀鋤，將一塊塊頑石砸碎，婦女兒童再用鐵錘將其一錘錘敲碎後運到機場。腳步聲、吆喝聲、鐵錘與頑石的碰撞聲，夜以繼日在芷江上空回響。不到十個月的時間，芷江機場擴修工程，終於在1938年10月尾前完工。
親自設計並指導芷江機場建設的陳納德，對此頗為感動。他在回憶錄中稱：“中國人用螞蟻啃骨頭的精力，平山整地，開出了一個有5千英尺跑道的機場，以安顿那些還在洛杉磯巴夫洛工廠制造的飛機。”陳納德感伤：“我們在華的百余個機場，都是千千萬萬中國汉子、女人和小孩流著心血，辛劳地徒手筑成的。”
但是，對任勞任怨的中國人來說，內心隻有一個期許：機場建成後，能扭轉戰局，早日获得抗日戰爭的勝利。
湘西會戰伏筆
從1940年開始，芷江機場經歷屡次加固擴修，成為僅次於昆明空軍基地的“盟軍第二大軍用機場”。1944年頭，多量中美空軍進駐芷江機場。中美空軍的鯊魚式、野馬式戰斗機等，前後匯聚於此，至多時達三四百架。
美國“飛虎隊”的陳納德將軍，將駐芷空軍的作戰區域劃定為“以華中特別是黃河以南、平漢鐵路以西地區”，旨在奪取華中地區制空權、空戰殲敵。别的，駐芷空軍還擔負對日軍粵漢、湘桂等鐵路、公路運輸線及長江、湘江、洞庭湖等水路運輸線的轟炸和封鎖，切斷日軍後方補給、阻滯其南下西進，声援中國地脸部隊作戰。
從那時起，戰斗機、轟炸機頻頻從芷江機場起飛，不斷轟炸日軍在華的軍營、機場、碼頭及後勤運輸線等，使日本交通運輸堕入癱瘓狀態。
芷江機場成為了日軍的亲信大患。為了挽回頹勢，日軍也對其狂轟濫炸。曾在航空第二补缀廠當民工的楊序成，在《搶修機場跑道》中回憶：“日本飛機轟炸芷江機場，炸彈多半扔在跑道上，投下一枚炸彈就是一個大坑。敵機飛走後，我們就冒死挑土填坑，填好坑，夯緊，很快就可以讓飛機在跑道上行駛。”
彼時，日軍在承平洋戰場上節節败北，從日本本土到東南亞的海上交通線也被切斷。由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經過中國至朝鮮釜山的大陸交通線，成為日軍堅持東亞大陸作戰的独一生命線。但由於中國軍隊還節制著中國的河南、江西、湖南、廣西等地，這條大陸交通線並沒有貫通。
日軍已如強弩之末。為買通大陸交通線，覆滅中國空軍基地，1944年4月，日本下達“一號作戰号令”，調集50萬军力，發動豫湘桂戰役。激戰之下，長沙、衡陽相繼被日寇佔領，柳州、桂林前後失守。
中美空軍在華中華南的幾處首要機場均遭日軍破壞，芷江機場成為了當時独一的前線機場。對日軍來說，摧毀芷江機場，已勢在必行。
1945年1月29日，日本決定發動“湘西會戰”，摧毀中美空軍的戰略基地，並一舉佔領湘西，威胁重慶。日軍第20軍團司令官坂西一郎，從湘東、湘南及桂北共調集約8萬军力，分北、中、南三路，向湘西進軍。
芷江危在朝夕。蔣介石在重慶召開緊急軍事會議，任射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疤痕去除方法,欽為總指揮，命令苦守芷江機場。何應欽深防水防油貼,知，這一役事關全局。
何應欽指揮第四方面軍王耀武部、第三方面軍湯恩伯等部參戰。為確保萬無一失，廖耀湘的新編“王牌”第六軍作為總預備隊，連同輕型坦克、無反冲力炮，被C-46型運輸機從昆明運到芷江。這種大規模的立體軍力補充方法，在當時尚屬初次。
4月9日，湘西會戰拉開序幕。中國軍隊集結20多個師、總军力近20萬人，操纵南北橫亙、蜿蜒七百多裡的“雪峰天險”，節節抗擊，誘敵深刻，聚而殲之，展開“芷江保衛戰”。
駐芷空軍的飛機則傾力出擊，對湘西雪峰山戰役區日軍陣地，進行連續地毯式轟炸。據統計，會戰中，中美空軍共出動戰機2500架次，投彈100多萬磅，發射機槍彈80多萬發，重創日軍，迫使其潰退。
雪峰山東麓洞口縣江口鎮青岩村村民肖岩生是這場戰爭的親歷者。他猶記得:“我在山上看到，中美空軍的飛機一批接著一批地飛到江口、青岩一帶轟炸日本侵犯者。日軍沒有任何防空兵器，被炸得哇哇直叫，山上到處都是被炸得血肉橫飛的日軍尸體。5月8日下战书今後，日軍像潮流一樣潰敗了。”
激戰兩個月後，日軍以徹底潰敗而告終。中國軍隊憑借正確的戰略戰術與軍力裝備的優勢，奮勇殺敵，共擊斃日軍12498人，傷23307人。
美國《紐約時報》對此發表評論說：芷江會戰勝利佳音，可視為對日戰爭轉折之表示。
此言得之矣。湘西會戰擊潰了日軍主力，不僅挫敗其佔領芷江機場的陰謀，還提高了中國軍隊“反扑之士氣”。芷江，成為了日軍喪師折兵之地。
僅僅兩個月後，日本颁布發表無條件降服佩服的動静，就傳到中華大地、傳到芷江。
受降大院
1945年8月10日，蔣介石電令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蕭毅肅來南京開會，商討總反扑事宜。會議還没有結束，日本即將降服佩服的動静忽然傳來，所有人喜出望外。
一開完會，蕭毅肅急仓促趕回重慶家中。他的兒子蕭慧麟、蕭民元，看到一年都不回來一次的父親非分特别驚喜，在《我父親主持芷江受降》中回顧：“那天我爸爸好高興，他一進門說日本降服佩服了，當時我家住在重慶市凱旋路，我媽媽高興地說——這條路真是凱旋路！”
喜訊很快傳開。来日诰日《中心日報》報道了重慶百萬市民興奮的不眠之夜：“街上是一片狂歡的人海。每個人對每個人，每群人對每群人，都打著号召‘啊！啊！’，相互道賀。大師的豪情在泛濫！升華！熟朋侪谋面了例外地張臂擁抱，起碼也親密地相互拍拍肩﹔‘要回家了’！”
勝利的動静突如其來，國民當局惊喜的同時，也有些措手不及。彼時，大量侵華日軍仍佔據著華北、華東等地的重要都會，接管失地和舉行受降儀式，成為當務之急。
時任中國差遣軍第四方面軍中將參謀長邱維達、中國陸軍總部第四處處長劉措宜在《國民黨受降片断回憶》中提到：“日本降服佩服這件事對國民黨來說，事出忽然，陸軍總部毫無准備。會上隻決定由何應欽先率領參謀長蕭毅肅、副參謀長冷欣、第四處處長劉措宜、炮兵指揮官彭孟緝比及芷江與第四方面軍參謀長邱維達協同進行籌備事情，並電岡村寧次派代表到芷江接管批示。”
1945年8月18日，蔣介石致電岡村寧次，告降使8月21日來芷江，規定人數、標志盟機護航、須帶表冊、聯絡呼號等共七項應遵照事項。
當天，中國陸軍總部副參謀長冷欣、蔡文治等趕赴芷江。他們從第四方面軍和新六軍中抽調了一批精壮人馬，組成“日本降服佩服簽字典禮籌備處”，放置受降所需的人員分工、場地放置、交通車輛、治安維持等事情。
緊接著，蔣介石在重慶緊急招集行政院顧問團及中心各部代表開會，討論和宣示芷江受降有關事宜，確定受降代表團人員。同時，軍委會決定在芷江設立陸軍前進總指揮部。
由於日本降使今井武夫的職銜是副參謀長少將，何應欽放置蕭毅肅直接出頭具名會談。考慮到兩軍代表軍階的大體對等，何應欽指派新六軍政治部主任陳應庄少將、中國陸軍總部參謀陳昭凱上校改佩少校軍銜，負責對日軍降服佩服專使的鉴戒和欢迎事情。
各項籌備事情，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
為確保典禮籌備平安，籌備處用紅、粉紅、黃三種顏色的布料，印制了“日本降服佩服簽字典禮收支証”。收支証嚴格依照規定，發給有資格參加典禮的代表、中外記者和辦事人員等。别的，凡触及受降典禮的信箋、請柬、毛筆等，都寫有“日本降服佩服簽字典禮”的字樣。
原國民黨第四方面軍司令部副官王志廉、王甸明就是用刻有“日本降服佩服簽字典禮”字樣的毛筆，繕寫何應欽下達給岡村寧次的中字第一號備忘錄。王志廉後來回憶：“我們在餐廳中秉燭夜書，迄至深夜12時許始告完成，雖稱辛勞，然精力振奮，毫無倦意。”
受降會場設在芷江城外七裡的七裡橋。這裡有中美空軍基地的營房和幾間款待所。由於時間有限，中美空軍第一款待所的三棟西式平房，被臨時改為“受降大院”。
“受降大院”本不寬敞，參加受降典禮的人源源不斷，就變得越來越擁擠。原定一個人的房間，也隻好放置三四個人合住。當時，一到開飯時間，上百桌擠得滿滿當當。負責款待庶務的第四方面軍副官處的趙汝漢處長，累得直呼：“不患了！不患了！”
舉辦受降典禮，必要大量會務物品。當時款待所裡的桌椅板凳不夠用，負責會務的第四方面軍副官主任李錚，為此急得火燒眉毛。
李錚帶著辦事員跑遍芷江城每個角落，到處收集購買會場用的桌椅板凳，但收集到的桌椅參差不齊，臨時趕制又來不及。正在李錚發愁之際，第四方面軍駐安江的一名團長告訴他，安江縣當局和湖南在安江1、二紗廠有一批好家具。隨後，李錚慌忙開著幾部大車，把縣當局和紗廠裡好一點的桌椅沙發都搬到了芷江。
忙了三天三夜，籌備處終於在受降典禮前一天，一切准備就緒。
1945年8月20日，何應欽及其隨員、顧問等60余人，由重慶乘4架綠色運輸機飛抵芷江。各方面軍司令、全國各地的記者，也都在這一天紛紛趕到芷江。
當晚，何應欽組織召開了幾個會議，放置受降典禮的步伐、手續、注重事項等。蕭毅肅的兒子蕭慧麟回憶說，“由於近代中國從沒有接管別國降服佩服的先例，也沒有日本向他國降服佩服的先例可供參考，受降前的晚上，中方特地把德國降服佩服的影象資料放映了不少遍。但除尊敬對手私家人格這點可取以外，沒有其他可供參考的处所。”
會議约定，對日本來的降使代表欢迎要公道，但要淡漠。降使代表的起居飲食，不单要規定時間，并且應以號音為准，嚴肅稳重，方不失戰勝國風度。同時，所有標語、便條均應印有“V”字，暗示勝利。
勝利榮光
1945年8月21日，芷江城在一片歡喜中醒來。
時任重慶《至公報》記者的顧建平，在《芷江觀光》一文中寫道：“瀕依氵無水的芷江，熱鬧繁榮，據說為亘古未有。縣城門口有一紅色對聯，寫著‘慶五千年未有之勝利’‘開億萬世永恒之和平’，字大如斗。商铺酒家結彩，戶戶升旗，噼噼啪啪的鞭炮，還沒有放得盡興。我們在街上巡視一周，除看到擁塞的各型汽車之外，即是紅紅綠綠的聯語，此中不少採用‘日本降服佩服了，全國承平矣’兩句簡單了然的現成白話。”
這一天，芷江城的男女老小，迎著晨光，紛紛從分歧标的目的涌入城東的機場。人們臉上笑意盈盈，弥漫著勝利的喜悅。有人高興地說：“這是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壯舉，一個強大的國家因戰敗了而向我們降服佩服，對這種盛會，哪肯放過機會，誰不想見識一下。”
很快，芷江機場被圍得水泄欠亨，附近人頭攢動。人們站在白石灰劃出的鉴戒圈外，翹首以待。鉴戒圈內，百余架飛機、數百輛吉普車等，整齊停放在機場跑道上，到處是崗哨。
上午11時許，機尾系著紅布條標志的日本降機，在3架“野馬”式戰斗機的同行下，緩緩下降芷江機場。一瞬間，數千名中美官兵、記者蜂擁而上，鉴戒圈外的人們也開始騷動。
當時參與採訪的記者李英寫道：“我們趕到飛機場，隻見人隐士海，萬頭攢動，好轻易才擠進採訪棚，剛坐下不到十分鐘，就聽見隆隆的機聲由遠而近，今井武夫乘坐的飛機出現在芷江的上空，繞場三周，一則暗示對中國軍民请安，一則向地面請示：是不是准許他們下降。臨場指揮官号令侍從從地面發出准許下降的信號，日機才缓缓下降在芷江機場上。”
日機下降前，今井武夫從空中鸟瞰芷江機場。他突然明白天軍在此喪師折兵的缘由，“從飛機上方俯視芷江機場，隻有一條單标的目的的跑道，並未很好地加以鋪裝，可是分离隱蔽在各處的飛機卻有數百架之多……與日本空軍簡陋的現狀比拟較，不能不驚嘆敵方空軍實力之雄厚。”
但為了顧整日本人最後的體面，今井武夫赴芷江受降，乘坐的是岡村寧次型號為“MC”的專機。抗日戰爭期間，它一度威風凜凜不成一世。彼時，已漆皮脫落，布滿彈痕。就連今井武夫本身也覺得，“越看越覺得寒酸，實在也是萬不得已。”
艙門緩緩打開，今井武夫一身戎裝，佩軍刀，低頭從飛機中走出來，詢問是不是可如下機。陳應庄應允後，上前檢查機組人員的名單。幾名憲兵，同時上前檢查機組人員所攜帶的五隻皮箱。
隨後，陳應庄引導今井武夫及其隨員等八人，分別乘坐四輛插有白旗的吉普車，繞機場一周後，駛向氵無水河畔的七裡橋會場。
這一幕，讓在場的群眾興奮不已。有人舉起相機摄影，有人扯下日本降機機尾的紅布當做紀念，還有人喊著“打垮日本帝國主義”“嚴懲日本戰犯”的口號阻擋車隊前行。
今井武夫、橋島芳雄、前川國雄等一行人，坐在吉普車上，面帶戚容，情緒頗為緊張。他們猶如過街示眾的囚犯，缓缓穿過人海。
從盧溝橋事變到策劃建立汪偽當局，今井武夫作為日本侵華期間的高級軍事特務，曾在這片地皮上飛揚嚣张，不成一世。他萬萬沒想到，本身會“銬著雙手來求和”。他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戰敗的我們，猶如一堵暗中的牆壁隔斷了出路，絕望的孤寂感和不安的心境是不克不及解除淨盡的。”
聯想到日軍曾對新加坡的英軍和菲律賓的美軍降使，“強迫他們隻准說‘是’或‘不是’”，今井武夫憂心忡忡。這一天，他已做好承受戰敗辱没的准備，“在某種場合，會有生命危險也是必不得已的。”
最後的較量
芷江受降，舉世矚目。這一天，芷江城處處張燈結彩，受降會場也經過精心安插。
會場正門，摆布各立一座鬆柏枝扎起的牌樓。左牌樓進口處綴“正义”兩字，中間為意味勝利的“V”字，上面扎有“和平之神”﹔右牌樓亦然，進口處綴“正義”兩字。會場門前的空曠地，高豎中、蘇、美、英四國國旗。
進入會場，一棟玄色結構的木平房內，以木柵為界分東西兩區，東區牆上挂有孫中山畫像。畫像前置有幾張長桌，鋪著银白的桌布。當時參與報道的《寧遠日報》記者易君左形容說，這些桌子看起來“仿佛是法官的案台”。而在西區則隻有一張長桌，是預留的記者席，牆上懸挂著一口大鐘。
受降會議開始以前，在場的政要、兵士、中外記者都處於興奮不已的狀態。據易君左描写，房間一端，“喜氣洋洋的中美軍官相互道賀，而最凸起的是主持會議的中國陸軍總部參謀長蕭毅肅將軍和美國代表巴特勒將軍響亮的笑聲。”另外一真個記者席，幾乎被外國記者帶來的打字機霸佔，打字機的聲響乃至蓋過了人們的喧嘩與嘈雜。
《中國晨報》記者嚴怪愚當年曾是湖南報界在現場的記者之一，他注重到湯恩伯、張發奎、盧漢、王耀武、杜聿明、吳奇偉、廖耀湘、鄭洞國、張雪中等國民黨高級將領，都列席了這次會議。但由於會場面積有限，數十名中外記者，不得已被擠在了走廊和會場外面旁觀。
15時20分，今井武夫等四名日本降使脫帽步入會場。他們走到空地處，在眾目睽睽下，向面對坐在主席位置的中國陸軍總部參謀長蕭毅肅、副參謀長冷欣、中國戰區美軍參謀長巴特勒准將和翻譯官王武上校，深深鞠了一躬。蕭毅肅等未回禮，隻說了一句：“請坐!”
今井武夫就座後，沒有解下腰間的軍刀。在會談開始前，他就懇請中方：日本人素視軍刀如生命，取下軍刀，就等於壞了人命。於是，蕭毅肅特許今井武夫保存軍刀，他對此感谢感動不盡。
會談伊始，蕭毅肅先是介紹了本身摆布兩邊的中國代表及美國方面代表，接著用号令的口氣說：“我受何應欽總司令的拜托接見你們，請你們說明身份，交身世份証明書！”
日英文相繼譯畢後，今井武夫介紹了本身和隨員，低聲報告說：“我受日本駐華差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差遣前來晉謁中國戰區負責人。我的任務就是在停戰協定簽訂前與貴官聯絡，沒有權力決定、也沒有權力在任何文件上簽字。”
今井武夫隻言“停戰”不言“降服佩服”的表述，引發中方代表的不滿。蕭毅肅痛斥道：“日本天皇已下詔接管《波茨坦通知布告》實行無條件降服佩服，号令日軍遏制戰斗，交出兵器。貴官是岡村寧次將軍派出的降服佩服代表，前來接管中國戰區關於侵華日軍降服佩服的号令。你在口頭報告顶用‘停戰’取代‘降服佩服’一詞，殊為不當，特予以糾正。”
是以，今井武夫一壁唯唯稱是，一壁在呈交相關文件時又不甘示弱。早在三天前，中方就已電令岡村寧次，命其把中國大陸（除東北三省）、中國台灣和越南北緯16度以北地區所有日本軍隊的指揮系統、军力散布、機場、艦艇、彈藥庫、布雷區的位置和現狀之表冊圖籍全数呈交。
但今井武夫暗示，隻帶了日軍在中國戰區的军力摆設圖，並無表冊，而該圖上並沒有中國台灣和越南的军力摆設情況，来由是駐扎在這兩個區域的日軍不屬岡村寧次管轄。
與此同時，日本翻譯木村辰男隻譯到此地就遏制了。中國方面的日文譯員立即站起來說：“今井少將的話還有兩句沒有譯出來，‘東三省、越南和台灣的大要情景是可以晓得的’。”
在不斷的較量中，會談持續了一個多小時。負責現場拍攝的美國攝像師捕获到一個細節：日軍中佐參謀橋島芳雄坐下以後，如坐針氈，一向緊張得不绝擦汗。而在一旁的今井武夫，頭上也直冒汗珠。
17時許，中美代表用中、日、英三種語言，颁布發表了请求今井武夫轉交岡村寧次的《中字第一號備忘錄》。這份備忘錄中規定，在中國戰區內的日本陸海空三軍應接奉命令，向中方指定之受降主官全数降服佩服。
今井武夫接過備忘錄，请求對內容有所說明，卻被蕭毅肅“可以没必要”四個字擋了归去。蕭毅肅令其轉告岡村寧次，中方將派冷欣到南京設立指揮所，以便讓日軍降服佩服事項順利進行﹔中方將在最短時間裡空運部隊到南京、上海、北同等地，但愿日方共同做好准備。受降會談由此結束。
直至现在，今井武夫才意識到，日本戰敗降服佩服的事實已不成逆轉。但令他感谢感動的是，“各參謀無不暗示對日方深入的諒解，始終以军人道的態度相待，與其說是對待敵國敗將，不如說仿佛是對待朋侪一樣。特别是鈕先銘少將，他的言行乃至可看出要警戒不导致敗軍使節負辱自殺。”
簽字地改南京
本来定在芷江的受降簽字儀式，忽然發生變化，簽字地點改為南京。
與今井武夫會談結束後，何應欽接到魏德邁來電。魏德邁暗示，受降簽字是舉世矚目标大事，簽字地點不宜放在芷江，應改為南京。
對於這一建議，何應欽並不苟同。他認為，南京當時還在日軍節制之下，受降簽字在南京有諸多未便，仍在芷江為妥。
8月21日，何應欽電請蔣介石：“渝委員長蔣：傾據麥克魯將軍電稱：奉魏德邁將軍電略稱：岡村寧次簽字地點宜在南京，但日前在渝決定在芷江，並已准備一切，詢職對此項改變意見如多麼情。職意以為鈞座若指定必須在南京受降，職當遵命前去，惟在未簽字前，我新六軍尚不克不及開始空運，若職個人前去，在敵勢力之下，諸事進行必感困難，經钻研結果，似以仍在芷江較為妥當。若何。乞點示遵。職何應欽。”
第二天，蔣介石從重慶給何應欽發來急電：“可與日代表在芷江會商各款，簽字地點決改在南京。中正。”
受降簽字改在南京，諸多難題相继而來。在中國軍隊還没有確實節制的都會，若隻在情势上舉行受降儀式，實質上沒有軍隊去佔領它，那麼日軍的武裝由何人去消除？受降以後，南京若何去接收與保衛？
權衡利弊後，蕭毅肅對此提議：“應等我們的武力能確實節制南京後，在該地舉行‘中國戰區受降簽字典禮’，並當即在該地區消除日軍武裝。各種接管事情也才能在國塑腿墊,軍的武裝協助下一並進行。否則，將落空保証。”
這一提議，很快获得了蔣介石的認可。蔣介石遂批准將受降簽字典禮改在南京舉行，致電何應欽：“芷江何總司令勛鑒：1、美軍總部接麥克阿瑟將軍來電謂：日當局正式降服佩服，於8月31日始能簽字。中國戰區接管岡村寧次之正式降服佩服，須待東京總降服佩服簽字，及大軍空運南京、上海已開始後，始可在南京簽字。預計受降日期，約在9月4日或5日。”
8月23日上午，何應欽會晤今井武夫，面告日本降服佩服正式簽字地點定於南京。當全國午，今井武夫一行，從芷江飛往南京。
隨後，何應欽一邊在芷江處理受降後續事宜，一邊籌備南京的簽字儀式。但要空運部隊到南京、上海、北同等地，短短幾天的時間絕不夠用。於是，他電請蔣介石：
“前奉鈞座電令，批示日軍降服佩服地點在南京，日期約在玄月二日或五日，並須在空運軍隊大量達到後舉行，新六軍及九十四軍空運，預定玄月一日開始等因。查全軍已於三旬日准備完妥，但截止本冬季，空軍還没有開始。因以上缘由，簽字日期，擬請確定為玄月九日，能否？乞核示，並請鈞座轉飭第六軍及九十四軍之空運，從速開始，軍有在京滬略事摆設之宽裕時間。”
征得蔣介石赞成後，何應欽是以有了寬裕的時間調兵遣將。他在芷江摆設了中國戰區受降的全数事宜，直到9月8日上午9時，才從芷江飛臨南京。
9月9日9時，三九良辰，“中國戰區日本降服佩服簽字典禮”在南京原中心軍官學校大禮堂舉行，宣布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的徹底失敗。
受降紀念坊
受降一日落芷江。作為中國戰區第一個受降地，芷江不僅見証近代中國初次以戰勝國姿態受降，也是以而名揚於外。
受降結束後，芷江各界召開祝捷大會。何應欽在大會上發演出說：“芷江這一個僻處山叢的小城，因8月21日日軍降使速來洽降，忽已聞名世界，在歷史上留下永不磨滅的光榮一頁。”
為紀念這一光榮時刻，1946年，湖南省當局派設計委員陳譽膺和芷江縣縣長楊化育，擬定《芷江受降城設計草案》。受降城草案包含建受降紀念館、抗戰紀念館、抗戰勝利紀念碑等，意義深遠，“既紀戰功，長國民志氣，又以教诲儿女，永志不忘。”
但建設受降城工程浩荡，必要大量經費。當時，國民當局僅撥下285萬法幣經費，不過杯水車薪。縣長楊化育立下誓言：“即便扒城挖磚也要建一座凱旋門”，以此祭祀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英烈。
降服種種困難後，1947年2月，受降紀念坊終於在氵無水河畔的七裡橋建成。紀念坊四柱三拱，通高8.5米，上砌磚柱，水泥概况，刻著國民黨軍政要員的題詞題額。
遠遠看上去，受降紀念坊犹如一個大寫的“血”字，意味中國人民十四年抗戰，3500多萬同胞為此拋頭顱洒熱血，才換來的勝利與和平。文革期間，受降紀念坊被紅衛兵當作“四舊”銷毀。
1982年，日本歷史教科書將“侵犯中國”的記述改為“進入中國”﹔時任辅弼的福田赳夫以“內閣總理大臣”名義，前去靖國神社祭奠和參拜……日本的種種行為，激發了中國人民的肝火。
鄧小平對此批示：“日本修侵犯之碑，我們就要修反侵犯之碑”。湖南省文化廳文物處根據這一批示，決定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以前，復修芷江受降紀念坊。
關於復修計劃，芷江縣當局提出“必須遵照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原則，尊敬歷史，顧全祖國統一大局，‘受降紀念坊’恢復原狀，保存原規模、原題詞題名，但在質量上要比原來堅固，爭取修睦一點。”
“爭取修睦一點”並非易事。原芷江縣文物辦理所所長江柏永參加了這次復修工程，據他描写，紀念坊題詞題名原水泥塑字改用石板，採用舊志稱為“紫袍玉帶”的明山石。採石地點，在距城12公裡的明山山腰，需人工抬運4公裡才能裝車。幸亏當地有技藝嫻熟的工人，困難雖多，但都降服了。
芷江苍生對復修受降紀念坊，也记忆犹新。有人供给線索，此前拆毀的一塊大碑，被抬去修抽水機台了。事情人員趕到抽水機台，看到一塊石碑斜斜地鋪在水圳邊上。抬出來才發現，是嵌在受降紀念坊後背上规矩中的《芷江受降紀念坊記》碑刻，當即便請人抬回工地﹔還有人在當地發現了紀念坊“特出千秋”的完工碑，主動送回到受降會場舊址。
1985年8月，復修受降紀念坊終於达成。统一年，受降會場舊址也获得了恢復，一切都按原樣陳列。江柏永在《受降紀念坊復修記略》中寫道：“安江紗廠無償捐獻了有‘日本降服佩服簽字典禮’刻字的九屜桌1張，沙發3張，辦公椅11張，這些均已鑒定為國家1、三級文物。”
现在，芷江已在受降紀念坊和受降會場舊址的基礎上，建成和平園、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受降紀念館、湖南抗日戰爭紀念館、飛虎隊紀念館。這讓追憶歷史的旅客，紛至沓來。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受降紀念館辦公室統計，本年以來，已欢迎旅客超90萬人次。（本報記者 張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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